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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彪

——在西方的“接触政策”、金钱和科技的帮助下,六四屠杀后,中共专制政权日益强大并逐步向全球渗透扩张。中国政府越来越不掩饰它的国际野心。近几年来,西方终于开始警惕中国对世界自由秩序的威胁,并采取措施进行围堵和反制。尽管已经很晚,但晚做总比不做要好。
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绑架和失踪,一次又一次的监禁和酷刑,高智晟没有屈服。只要有机会,他就拿起笔,记录他的遭遇,记录他人的不幸,并控诉这个政权的荒谬和野蛮。高智晟的文字是用他自己的血写成的。 1. 2004年12月30日,我在互联网上读到一封关于法轮功问题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。当时对法轮功的大规模迫害已五年之久,但国人对此问题噤若寒蝉,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。一个律师为此公开呼吁,必定冒着极大的风险,需要非凡的勇气。我因此记住了这个律师的名字:高智晟。 当时维权运动刚刚起步,活跃的维权律师全国加起来不到二十人,我急切地想要认识高律师。不过当时那封公开信的风险难以评估,他随时可能被捕入狱。...
伊力哈木不仅是维吾尔人的良心,也是促进民族和平的重要使者。在我和伊力哈木的多次交谈中,他早有预感,他的维吾尔同胞将遭受更大的磨难。不过可能连他也无法想象,这21世纪最大的人权灾难竟落在他的同胞身上,如此之快,如此之惨烈。
共产党对中国的祸害,绝不仅仅是屠戮生命、压制自由、掠夺财富、破坏环境和生态,而且在于更深层次地消灭人性、扭曲人格、腐蚀人心、颠倒人的是非观念。“枪杆子里出政权”的强盗逻辑、跌破底线的历次政治运动,导致整个社会弥漫着血腥、犬儒、仇恨、奴性和虚伪。
在中国一党的体制下,法律没有独立的地位,那靠少数的人权律师来争取司法独立也是不可能的。如果政治体制不变的话,真正系统性的保护人权是不可能做到的。有些人说维权运动已经终结。在我看来,反抗仍在持续,而抗争的人还在坚持,但并不难乐观。
中国公民社会一直处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控制下,民间的抗争也会比以前更加艰难。中国的抗争者面临极大困难,所以他们尤其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跟支持,否则的话,中国政治专制只会越来越强,中国也会越来越变成对全球自由民主的威胁。
维权运动的政治化或非政治化,一直是中国维权运动产生之后内部非常有争论的话题。在中国这样一个条件下,政治跟法律它根本是纠缠不清的。很多同事朋友在坐牢,但我来到自由的土地上没有受到这些迫害,比较愧疚,同时也有一种失去战场的感觉。对于维权人士来说,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。
维权运动的发展有四个趋势:一个就是组织化,一个是街头化,一个是政治化,还有一个是国际化。通过互联网,通过自由知识份子和维权人士,再加上整个中国社会的,受到这样一个体制侵害的人越来越多,所以维权运动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。那这个恰恰让中共觉得害怕。
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极权体制,企图把民众的一切都控制起来。极权专制的运作必须依赖法外手段:黑监狱、软禁、跟踪、窃听、酷刑、强迫失踪和政治株连。这就是形形色色的“黑监狱”层出不穷的深层原因。废除其中的一种两种,根本不影响这个超级“全控政体”的运转。
本次对中国的普遍定期审议,是观察国际社会维护人权价值的能力和意愿的重要指标。联合国的公信力、人权理事会的合法性都将受到考验。有没有办法遏制中国政府在国内肆意地、大规模地压制人权的做法?对中国在联合国体系中的恶意操控、破坏规则,在境外侵蚀自由、侵犯人权的做法,是否继续无动于衷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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